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妓女

《遙遠的八大胡同》
洪燭

談論妓女,是比較敏感的話題。但在舊時代,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範圍之內,與販夫走卒無異。因而我輩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時,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。

  雖然唐宋的詩人(譬如贏得青樓薄幸名的杜牧,以及擅長寫“花間詞”的柳永)與妓女的關係很密切,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難登上大雅之堂,頂多屬於“民間團體”罷了。到了元朝,取代柳永地位的是關漢卿,他作為當紅的詞曲作家出沒于勾欄瓦舍之間,與媚眼頻拋的歌伎舞女們打情罵俏。關漢卿生長於元大都,堪稱正宗的“老北京”了,他在脂粉堆裡一樣能找到大腕的感覺。


  對妓女的記載一般只能見之於野史之中。恐怕要算《馬可·波羅遊記》,較早介紹了北京地區(時稱元大都)妓女的規模與狀況。馬可·波羅說,新都城內和舊都(金中都)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約二萬五千人,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個特設的官吏監督,而這些官吏又服從總管的指揮。給人的感覺是,元大都對妓女也實行半軍事化管理,而督察大員則相當於百夫長或千夫長,行之有效地統率著天子腳下的紅粉軍團。妓女甚至進入了這個歐亞大帝國的外事(外交)領域:“每當外國專使來到大都,如果他們負有與大汗利益相關的任務,則他們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。為了用最優等的禮貌款待他們,大汗特令總管給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個高等妓女,並且每次一換。派人管理她們的目的就在於此。”妓女的“覺悟”好像也挺高,“都認為這樣的差事是自己對大汗應盡的一種義務,因此不收任何報酬”。不知馬可·波羅統計的妓女數目是否有誇張的成分?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註冊登記的暗娼?而“賣淫婦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內營業的,她們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營生……無數商人和其他旅客為京都所吸引,不斷地往來,所以這樣多的娼妓並沒有供過於求”。看來那是一個“性解放”的時代。不過在當時,除了元大都之外,全世界恐怕沒有第二座城市能養得起如此龐大的妓女隊伍。元大都的“客流量”真是太可觀了。

  明朝的北京,紅燈區又是什麼樣的呢?現只聽說,導致吳三桂衝冠一怒的紅顏陳圓圓,就是“三陪女”出身:“姓陳名沅,為太原故家女,善詩畫,工琴曲,遭亂被擄,淪為玉峰歌伎,自樹幟樂籍而後,豔名大著。凡買笑征歌之客,都喚她做沅姬。身價既高,凡侍一宴須五金,為度一曲者亦如之。走馬王孫,墜鞭公子,趨之若鶩,大有車馬盈門之勢。即詞人墨客,凡以詩詞題贈沅姬的,亦更仆難數。”後來,崇禎皇帝駕下西宮,國丈田畹,以千金購之,將其包養起來。再後來,吳大將軍去田府串門,一見圓圓,驚為天人,愛得要死要活……

  明清兩朝,皇帝都住在紫禁城裡,妻妾成群。紫禁城儼然已成最大的“紅燈區”。大紅燈籠高高掛,只不過三千粉黛,都是為一個人服務的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宮女無辜(雖然也會爭風吃醋“搶生意”),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貪婪最無恥的“嫖客”。明帝大多短命,想是太沉溺於女色的緣故。而清帝中,甚至出過覺得家花不如野花香,微服私訪去逛窯子的人物,其中鬧得最出格的是同治。他脫下龍袍換上布衣,讓小太監扮作僕人,頻頻光顧八大胡同,跟上了癮似的。結果染上梅毒,十八歲暴卒。既誤國,又害了自己。

  此外,晚清還出過個賽金花。賽金花絕對屬於“另類”。她生長於煙花巷陌,遇見大狀元洪鈞,就從良了。雖然只是妾,她卻以夫人身份隨洪鈞出使德、俄、荷、奧四國,算是出過遠門,見識了外面的花花世界(甚至拜晤過維多利亞女王與威廉皇帝),很出風頭的。自海外歸來,因洪鈞早逝,家裡斷炊了,就重操舊業。陳宗蕃《燕都叢考》記載:“自石頭胡同而西曰陝西巷,光緒庚子時,名妓賽金花張豔幟於是。”以昔狀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門賣笑,本來就適宜作為花邊新聞炒作,賽金花的“生意”一定很不錯,弄不好還能成為巴黎茶花女式的傳奇。偏偏賽金花天生是盞不省油的燈,又捲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: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期間,她與德帥瓦德西鬧了場滿城風雨的“跨國之戀”……真不知她怎麼想的。

  說起老北京的妓院,人們首先會想到八大胡同。所謂八大胡同,並非某一條胡同的名稱,而是由八條胡同組成的,位於前門外大柵欄附近,因妓館密集而成一大銷金窟。《京都勝跡》一書引用過當時的一首打油詩曰:“八大胡同自古名,陝西百順石頭城(陝西巷口的百順胡同、石頭胡同)。韓家潭畔弦歌雜(韓家潭),王廣斜街燈火明(王廣福斜街)。萬佛寺前車輻輳(萬佛寺系一小橫巷,西通陝西巷,東通石頭胡同),二條營外路縱橫(大外廊營、小外廊營)。貂裘豪客知多少,簇簇胭脂坡上行(胭脂胡同)。”

  民國後,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,為八大胡同火上澆油。他出手很“大方”,花高價收買參、眾兩院八百名議員(號稱八百羅漢),每人月薪八百塊現大洋。而國會的會址位於宣武門外象來街(今新華社)。“錢來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,南城一帶產生了畸形的繁榮,許多商界、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還津津有味地談起‘八百羅漢’鬧京城時的盛況……古有飽暖思淫欲之說。‘八百羅漢’酒足飯飽之後,當然不乏有些尋花問柳的青樓之遊。位於前門、宣武門之間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紅燈區,許多妓院竟然掛出了‘客滿’的牌子。”這段文字,見之于方彪著《北京簡史》。唉,八大胡同,竟然“載入史冊”了。

  八大胡同曾是賽金花“重張豔幟”之處,但畢竟出了小鳳仙那樣真正的義妓。袁世凱復辟稱帝期間,滇軍首領蔡鍔身陷虎穴,為擺脫監控,假裝醉生夢死,放蕩不羈於八大胡同,因而結識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鳳仙。小鳳仙膽識過人,掩護臥薪嚐膽的蔡將軍躲避了盜國大賊的迫害。“一九一六年,一個叫蔡松坡(蔡鍔)的人,在雲南舉行了倒袁起義,打碎了袁世凱的迷夢。這位蔡鍔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圖書館。面對蔡鍔的起義,袁世凱籌畫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黃粱般破滅了……”(林語堂語)蔡鍔為中國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馬功勞,其中似應有小鳳仙的一份,多虧她助了一臂之力。古人常說英雄救美人,可這回卻是淪落風塵的美人救落難的英雄。

回復 1# 李旭


   

  根據《燕都舊事》一書引用的資料:“民國六年(1917年),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,妓女三千五百人;民國七年(1918年),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,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。民國六七年間,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。公私相加,妓女就在萬人之上了。民國十六年(1927年),首都南遷,北平不如過去繁榮,妓院、妓女的數字也隨之下降。民國十八年(1929年),北京頭等妓院有四十五家,妓女三百二十八人;二等妓院(茶室)有六十家,妓女五百二十八人;三等妓院(下處)一百九十家,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;四等妓院(小下處)三十四家,妓女三百零一人。以上共計妓院三百二十九家,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。但實際上暗娼的數位很大,真正妓女的數字比這大得多。”據說妓院的房間很矮小擁擠,跟鴿子籠似的,只能放下一張床及一桌一椅。那裡面收容著煙花女子們扭曲的人生。

  葉祖孚先生曾重新參觀了從前妓院舊址。他去了朱芳胡同九號,那裡原來是家二等妓院,叫聚寶茶室,門框上面“聚寶茶室”四字猶存。“聽說在一次房管局修繕房屋過程中,居住在裡面的居民憤怒地要求鏟掉門口這四個字,他們不願意這些象徵恥辱的痕跡仍舊保存著。”朱家胡同四十五號,原先的妓院叫“臨春樓”,門框上刻有“二等茶室”的字樣;裡面的住戶,抬頭低頭都能看見,估計同樣很不是滋味。“這裡樓下五間房,樓上也是五間房,每間房約九平方米,原先樓上樓下都是七間房,每間房只有六平方米,後來改成五間,略大了些,但仍是鴿子籠似的……”妓院分三六九等,其中的頭等者,硬體設施要高檔一些,甚至很豪華,可以想見其門前車馬喧囂的情景。而百順胡同,就是精裝修的頭等妓院之集中點,專為上流社會提供服務的。譬如四十九號,是個四面環樓的院落(屬於另類的四合院),“每面四間房,樓上共十六間,樓下也是十六間,每間房均十平方米大。有個樓梯通到樓上,樓梯還結實,樓上還有雕花的欄杆。看了這個頭等妓院,可以想像從前這裡妓女倚門賣笑,過著紙醉金迷生活的樣子,從這裡散發出來的污濁空氣腐蝕著整個北京城。”頭等妓院除了經營“老本行”,額外還提供餐飲遊樂,堪稱全方位的服務。韓家潭二十七號,即叫做“清吟小班”的地方,“門口上面有個名叫李鐘豫的人題了‘慶元春’三字,是這家妓院的名字。這裡院子比較寬暢,只有南北兩面有兩層樓房,每面都是樓上四間,樓下四間,兩面共十六間房,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,每間約有十平方米。這是富人們的銷金窟,除了可以嫖妓外,吃得也不錯,經過修理的樓梯上還釘著一塊‘本莊寄售南腿’的木牌,證明從前這裡的飲食水準。”連金華火腿都成為一大招牌了。只是,聞風而至的公子王孫,並非真的垂涎於此地之伙食,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,在乎美人之玉腿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這花枝招展的韓家潭(今名韓家胡同),曾是閒散文人李漁的隱居之地。“他生於明清之際,進北京似在入清以後,請張南垣為他在韓家潭壘石蓄水,仍以他在金陵的別墅‘芥子園’為名,題楹聯曰:十載藤花樹,三春芥子園。”芥子園,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帶惟一的文化遺跡。放蕩不羈的李笠翁,即使挾妓醉飲,也不會怎麼臉紅的。他老人家並不在乎與八大胡同的秦樓楚館為芳鄰,不在乎後人說閒話。

  前一段時間,有好事者,倡議修繕八大胡同妓院遺址,作為旅遊景點,吸引中外觀光客,哪怕是進行一番“憶苦思甜”的教育,也有積極意義。此言一出,在報端立即招致眾人反對。有人說:老北京的風俗,不能靠八大胡同來表現,有趣味的地方多呢,天橋、大柵欄、琉璃廠等等,夠玩的了。有人說:讓八大胡同重新曝光,不過是為了滿足某些現代人對妓女生活的好奇心與窺視欲,會產生毒害作用的。凡此種種,都恨不得將八大胡同夷為平地,最好是索性將其從中國人的記憶裡抹去。

  抹,是抹不去的。八大胡同畢竟是北京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。至於是否有必要列為景點隆重推出,確實夠讓人為難的。懷古乎?懷舊乎?八大胡同,似乎跟巴黎的紅磨坊、紐約的紅燈區還是有區別的。東、西方的道德觀念,也還是有區別的。所以,本地雖然一直向外來遊客推薦“胡同遊”(坐在老式的人力車上,體驗一番“胡同竄子”的感覺),但八大胡同並未列入其中,即使不能算禁地,也屬於被(刻意)遺忘的角落。

  談論妓女,一如在談論洪水猛獸。八大胡同,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紅燈區,仿佛是人類囚禁、奴役自身的“動物園”,或者說,都展覽著人性向獸性演變的複雜過程,令後世之觀者惆悵不已、五味俱全。是的,我們無意間目擊了人類心靈中曾有過的陰暗面。華美的肉體與醜陋的靈魂,形成鮮明的對比。

  《燕都往事談》一書,在原則乃至語氣上把握得很准、很正,雖涉及了一些煙雲往事(或煙花往事),但特意在代序中強調:“舊北京也有它的陰暗面:公開和不公開的妓院,形形色色的賭博,以及算卦相面、坑蒙拐騙……充斥著這座古城的底層,散發著臭氣,毒害著人民。紙醉金迷的‘八大胡同’是罪惡的淵藪,使古城失色。北京解放以後,這些垃圾堆被鐵掃帚掃到九霄雲外去了。本書記下這些資料,目的在於讓後人知道舊社會曾有這樣的渣滓,以便提高警惕,千萬不能讓沉渣泛起。”

  讀老照片,能對清末的妓女有更為直觀的印象。我發現,當時有兩類女性頗愛照相的。其一是宮廷女性(以慈禧太后為代表),其二是煙花女子。前者是因為與洋人接觸的機會多,難免忍不住好奇心,攝影留念。後者也同樣如此,只不過場合不同罷了。外國使節或傳教士,在紫禁城和頤和園裡,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,是很累的,生怕破壞了禮儀。於是,業餘時間,就去泡八大胡同,放心大膽地見識神秘的東方女性。飲酒作樂之餘,難免技癢,順便掏出照相機來,摁一摁快門。在中國的民間女子中,很難有誰能像妓女這麼大方,經得起陌生的藍眼睛的挑逗與注視。於是,這些來自大洋彼岸的“攝影愛好者”們,終於在八大胡同深處尋找到最稱心如意的模特兒。

  賽金花各個時期的玉照,堪稱是當時最“上鏡”的中國女性了,拍照時比慈禧太后要放鬆,況且也更年輕。挺會擺姿式、做表情的。如果不加以說明,你會以為畫中人是某大家閨秀。

  更多的則是一些無名女郎,穿著形形色色的旗袍,或中式棉襖,在畫棟雕樑間搔首弄姿。客觀地說,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較樸素(有些尚未擺脫村姑的稚氣),比同時期上海灘的摩登女郎要顯得土氣一些。她們雖然碰巧進入“洋鏡頭”了,但估計還沒使用過巴黎香水、倫敦口紅。

  有一幅照片,內容是這樣的:兩位俄國大兵(肯定是八國聯軍的),各自正摟著一個強作笑顏的妓女(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強作出來的),圍坐在八仙桌邊,高舉酒杯合影。只需看一眼,你就會明白,所謂的“鐵蹄”指的是什麼。當時,連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顫慄,更何況八大胡同呢?這一回,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照相機了,還有口徑更大的槍炮。想一想那一時期的中國,命運的悲慘,似乎並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強到哪裡。需要同時面對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,中國簡直連招架之力都沒有。

  舊中國,對於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強來說,就是可以自由進出、肆意妄為的八大胡同。他們到這塊古老而豐腴的土地上來,是為了尋芳探寶的,更是為了最大程度地蹂躪其自尊。他們並不是腰纏萬貫來消費的,而是借助堅船利炮來掠奪的。

  從那妓院的照片裡,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影子,一個無比屈辱因而無比漫長的瞬間。表情尷尬的女性,她們承擔著的其實是雙重的恥辱(從肉體到靈魂),因為她們不僅是飽受欺淩的妓女,同時又是毫無尊嚴的亡國奴。而此時,中國的男人們都到哪裡去了?為什麼拋棄了自己柔弱的姐妹?據瞭解,當時中國的天字第一號“男子漢”——皇帝本人,已一溜煙地逃出紫禁城,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難去了。唉,光緒,臨出逃前不僅無法搭救心愛的珍妃(被慈禧太后下令投進井裡),而且更顧不上照料首都的婦女們(包括社會底層的妓女),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即將身陷水深火熱之中……

  難怪有騷客借用古代郛國夫人的詩句,來形容西元1900年的北京城:“盡無一人是男兒!”

  日本電影《望鄉》,通過主人公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經歷的滄桑巨痛,表現了一群“南洋姐”被祖國拋棄(甚至歸國後還受到歧視)的苦難生活。作為一個戰敗國,能以電影的方式對那一卑微的群體加以關注與追悼,恐怕需要一番“激烈的思想鬥爭”才能做出決定的。

  而中國人,不大可能為八大胡同(尤其是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的)拍一部電影的。正如他們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跡保護的範圍之外一樣。八大胡同,哪能算“文物”?哪能辟作旅遊景點?這不等於自己打自己嘴巴嗎?傳統的觀念是:家醜不可外揚,舊事(主要指負面的)不必重提。中國人,不大好意思(或沒有勇氣)直面慘痛的歷史與慘澹的人生,更談不上反思以及檢討了。他們常常選擇回避或遺忘來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尷尬與羞恥,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錯誤。

  痛定思痛,倒也不失為一種美德,或一種勇敢。逛北京城,無意間碰見八大胡同遺址,其實大可不必繞道而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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